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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氤氲书香】《中华礼乐文化传承论文集》连载15:胡雅静
2020-09-15 11:21:42
“季札观乐”是否为僭越行为?
———对身份、行为与场合的认知与判断
胡雅静①
 
        《春秋左传》中记载有诸侯国中使用周乐的活动,如公元前623年“卫宁武子出聘于鲁”,②公元前569年“鲁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③在晚出的《晏子春秋》④中,也记载有一则春秋时晋国大夫范昭“请观周乐”的事件,由于此事是在“季札观乐”之前先秦文献中明确记载的“请观周乐”事件,因此值得关注:
 
                范昭佯醉,不说而起舞,谓太师曰:“能为我调成周之乐乎?吾为子舞之。”太师曰:“冥臣不习。”范昭趋而          出。……景公谓太师曰:“子何不为客调成周之乐乎?”太师对曰:“夫成周之乐,天子之乐也。调之,必人主舞          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乐,臣故不为也”。
 
①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
②见《左传·文公四年》:“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人私焉。对曰:‘臣以为肄业及之也。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这里宁武子的不拜谢并不是真正认为鲁国乐工在练习周乐,而是出于对宗周之礼的维护,拒绝接受这种超越身份的礼乐。
③见《左传·襄公四年》:“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
④关于《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质有不同的观点:清代《四库全书》将其归入史部传记类(《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后世学者谭家健认为其属“传记文学或历史故事”一类(谭家健:《〈晏子春秋〉简论———兼评〈晏子春秋集释·前言〉》,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02);刘文斌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历史人物传记”(刘文斌:《再论〈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质》,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06月)。关于《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董治安根据其书名和写作体裁来看,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董治安:《与吴则虞先生谈〈晏子春秋〉的时代》,载《文史哲》1962.02);邵先锋认为“《晏子春秋》初成书于春秋末期,由齐史与晏婴之宾客的记载而形成。”(邵先锋:《也论晏婴与〈晏子春秋〉———兼与郑良树等先生商榷》,载《管子学刊》,2002.03);段巧玲在其硕士论文《〈晏子春秋〉的史学价值》中也认为“《晏子春秋》从形式上看是一部史书,且内容也符合一般史书的共同特征。”(段巧玲:《〈晏子春秋〉的史学价值》,2006年山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就目前而言,学者们一般将其作为先秦的史料来对待。
⑤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内篇杂上第五》,中华书局,1962年,第325—326页
  
        上述三件乐事活动,都属诸侯国外交宴饮场合中对周天子所用之乐(诗乐)的使用:宁武子不拜谢的原因是出于对宗周之礼的维护,拒绝接受超越身份的礼乐;鲁穆叔不拜谢,同样因为晋国为其演奏了不符合身份的周乐(诗乐);而范昭是晋国的大夫,所以乐工拒绝了其“请观周乐”的请求。这三件事情早于“季札观乐”的时间,且因观乐者的身份为诸侯国的卿大夫,故记载本身就都以表明其具有僭越的性质。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载的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请观周乐”,且所“观”之乐涉及的作品、内容之多,所作评论之丰富,前所未有。这条史料历来被学界视为了解季札音乐思想、礼乐修养及先秦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美学思想的重要材料。这里暂不讨论这则史料是否染有后人笔的问题,但是,就本题而言,同样是诸侯国之间的交往、来聘,作为使臣的季札,其身份与宁武子、鲁穆叔、范昭相同,为什么宁武子等人观周乐是僭越行为,而对“季札观乐”是否是僭越行为则没有做过讨论呢?况且,历史上对这个问题也并非没有质疑的声音,清代学者就曾对鲁国可否有周乐一事提出质疑(若鲁国有周乐是僭越行为,季札观周乐自然也是僭越行为了)。因此,本文提出此问题,并非空穴来风。针对此问题,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季札观乐”的前提条件
 
        讨论“季札观乐”是否为僭越行为,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其一,鲁国可否有周乐;其二,“季札观乐”事件的真实性。如果鲁国有周乐本身就是僭越行为,“季札观乐”一事当然也属僭越了;其次,如果“季札观乐”一事的记载并不属实,那自然也没有讨论的必要。
 
(一)鲁国可否有周乐?
 
        《清儒学案》卷三十四《鄞县学案上》的《读明堂位》一篇中就曾对鲁国可否有周乐提出过质疑:
 
                “吴季札聘鲁,观乐歌则《风》《雅》《颂》毕陈,舞则异代咸备。窃疑鲁虽周公之后,亦诸侯之国耳,奚          以独备礼乐?戚制作出自周公,故鲁独守之乎?王朝侯国,制各不同,当时侯国礼乐,谅必同时颁布,鲁不得          独异也。谓周公制作,鲁独守之,是周公自私其子孙矣,有是理乎?然则鲁何以独备礼乐?曰:‘因郊?而有之            也。’鲁何以得有郊褅?曰:‘僭也。’成王之赐,伯禽之受,非乎?曰:‘重耳请隧,襄王犹知"之。成王,贤主              也,必不以非礼加人。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伯禽固知礼者,必不以非礼受。其谓成王赐而伯禽受者,盖鲁后          人即僭用之,恐遗认后世,假先王先公以自文耳。’然则,仲孙湫、韩宣子何以称之曰:‘僭即久矣,即鲁之子            孙亦且相忘,况他国之卿乎?’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曰:‘是则然矣。孔子尝言:‘鲁一变至於道。’又              曰:‘我观周道,幽、历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非与其礼乐之独存乎?盖孔子之时,周衰已甚,礼乐沦亡,犹            幸鲁僭窃之,馀尚存十一于千百。
 
        上引清儒提出的质疑是,鲁国何以有郊??何以独备礼乐?清代儒生认为:王朝诸侯的礼法是同时颁布的,鲁国与其它诸侯国不会有异同;且成王是贤主,周公和伯禽又是贤臣,“必不以非礼受”。所以认为“周礼尽在鲁矣”是在长期的僭越行为下,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文中甚至用“僭窃之”一词以定性。

①徐世昌等编撰:《清儒学案·鄞县学案上》卷三四,国家图书馆电子版检索。
 
        面对清人的质疑,我们可以从以下两则史料来分析:
 
                “昔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          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与天              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                ①“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史记·鲁周公世家》)
 
        面对《礼记》和《史记》中都有的记载,我们不能轻易否定鲁有周乐这一事实。周公对周王朝建立、政治稳定、文化发展功不可没,成王在周公去世后特意将其葬在宗周,以示用王的待遇来礼待周公。③鲁国作为周公之后,自然可以世世代代祭祀周公,也可以在此祭祀时使用周乐。所以,面对清人的质疑,我们可以回答的是,鲁国可以有周乐,只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只有祭祀周公时可以使用具天子规模的周乐,其余时间与场合中,则应该和其他诸侯国一样遵循宗周的礼制。④

①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三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34页。
②司马迁撰,裴"集解:《史记》卷三三,中华书局,1982年,第1523页。
③《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在襎,病,将没,曰:‘必葬于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於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④从音乐文物的材料来看,从西周至春秋,乐悬制度在数量、规模等方面都发生有较大变化,礼制也不会一成不变。可关注任宏博士在其专著《两周乐悬制度与礼典用乐考》(人民音乐出版社,2016年版)中的集中论述。此书中认为:“对于‘宗统’、‘君统’体系下的各个等级,都有比较严格的用乐规范。并且,这样的规范并非一尘不变,而是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文中还提出:“西周时期乐器的编列由每组3—5件,发展到每组8—16件;春秋早期编组规模扩大,甬钟最多为8件成组,钮钟最多为9件成组,石磬为10件组,编#是国君特有的乐悬器物;春秋中期,国君级乐悬,4—6件编#与20件甬钟或钮钟,可能是最基本的配置,一般大夫级乐悬,甬钟或钮钟以9件为通例,编磬以10—14件为通例;春秋晚期,编#以8件成组为通例,钮钟9件成编,编磬10—13件成编已成为规范。”具体论述,本文不涉此题。
 
(二)季札观乐的真实性
 
        关于“季札观乐”的过程,《左传》中这样记载:

                吴公子季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为之歌《邶》《墉》《卫》……为         之歌《王》,……为之歌《郑》……为之歌《齐》……为之歌《豳》……为之歌《秦》……为之歌《魏》……           为之歌《唐》……为之歌《陈》……为之歌《小雅》,……为之歌《大雅》……为之歌《颂》,……见舞《象           箫》《南硁》者,……见舞《大武》者……见舞《韶?》者……见舞《大夏》者……见舞《韶箫》者……观止             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己!”

①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161-1167页。此文讨论的重点不是季札观乐的评论,限于文章篇幅故对原文有所节选。
 
        从文献的记载来看,季札虽然为吴国的公子,对中原的文化却有深入的了解,他的分析不仅仅是停留在乐的表面形式所带来的感官层面,对乐的含义也分析得鞭辟入理,甚至反映一定的政治智慧与预见。对于这样的记载,也有学者提出质疑,①质疑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季札观乐”一事有浓重的预测性色彩;其二,季札对所观之乐的评价与《毛诗序》存在差距。针对这些质疑,本文作如下思考:
 
        季札在观乐中的评论,确实带有预测的色彩,并将音乐和当时的政治现实紧密联系一起。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些记载没有染上后人的笔墨。但是,这种评价恰是基于“乐与政通”认识基础上的,这种思想很早就有了萌芽,也很早具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形态。《尚书·大禹谟》中有:“九功惟叙,九叙惟歌”②《国语·郑语》中史伯和郑桓公有这样的的对话:

①学者郭碧波认为:季札观乐做出的评论和汉人解的《毛诗序》一致,且多带有预测性,在春秋时人是不能预测出其历史史实的。(详见《季札观乐质疑》:载《宝鸡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04);学者赵制阳从此说(详见《左传季札观乐的有关问题的讨论》,载《诗经国际学术研讨论论文集》)。学者祁晓明从季札观乐评论的句法方面,其句式和孔子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样,认为是是杜撰的“史实”。(详见《孔子“删诗”与季札观乐》,载《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7)。学者津田左右吉从一些概念入手,比如“将《唐风》与尧(陶唐氏)相联系,以唐为尧的故国的说法出现很晚,至少在司马迁《史记·尧本纪》中未见,且《史记》中也没有以唐为尧子孙封国的说法”,认为此事值得怀疑。(详见《〈左传〉的思想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
②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9页。
 
                史伯答郑桓公。“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生百物。是以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          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          也而与专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史伯与郑桓公的对话于公元前774年,早于“季札观乐”二百多年。其中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即是由声到心、到人、再到政治的一种思维方式。这正是“乐与政通”思维方式的建立。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虽然还没有“乐与政通”的具体概念,但是不能否定那时已经有这类观念的存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发展也出现并积累起许多问题,季札的评论,也是看到了当时社会存在的一些现象,其评论有所预测,也并非不属于现实中的判断。如鲁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②鲁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卒相,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③鲁襄公二十九年,晋侯通过齐高厚所赋之诗判断他将有反叛之心,文子通过伯有的赋诗断定伯有将有诛戮之祸,这些也都是一种预测。而这样的记载在春秋时期还有很多。

①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470—471页。
②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39页
③同上,第1063页
 
        再者,以《毛诗序》的解读来否认“季札观乐”一事的真实性也不是十分合理的。①《诗经》的形成有一定的时间过程,《毛诗序》是汉人对其的注疏,其中难免沾染有后人的笔墨,以后人的理解来解读《诗经》,这和诗的本意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以《毛诗序》的注疏来否认季札观乐的事实也并不太合理。
 
        从史料自身的角度来讲,《左传》作为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人不断的重新抄录和修订。在文本的抄录、传播中间,有可能染上后人的笔墨。但是,这也只能说明传世文献在某些地方的记载会和事实有距离,但不能完全否认事实的存在。因此,鉴于目前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否认“季札观乐”这件事的真实性,秉着对史料本身的尊重以及“研古”的心态,我们并不能轻易否认此事的存在。
 
        在肯定了“鲁有周乐”及“季札观乐”一事真实性的前提之后,我们再来看“季札观乐”是否为僭越行为。
 
二、“季札观乐”是否为僭越行为?
 
        按照宗周礼制的规范,季札所“观”到的诗和乐舞,已经超越了他的身份。但是,《左传》及后人并没有对此事做出僭越礼制的评判,甚至连感叹“八佾舞于庭,士可忍,孰不可忍”宗周礼制的捍卫者孔子,也并没有对季札这一行为做出评论;历史上也很少有对“季札观乐”是否是僭越行为的评论。这并非是此问题不重要,而是事情本身当另有原因。

①学者郭碧波将季札对《诗》的评论与现存《诗经》内容相对照,并加以时间逻辑上的分析,认为季札观乐的内容是汉代的政教影响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方面,季札观乐作出的评论与汉人解诗的《毛诗序》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季札说了很多预测性质的话,在春秋时人是不能预测出其历史事实的。(郭碧波:《季札观乐质疑》,载《宝鸡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04)学者赵制阳也将季札所观之乐的评论与《诗经》内容对照,认为“‘季札观乐’是汉儒之笔,且不是一篇很有价值的诗乐评论。”(赵制阳:《左传季札观乐有关问题的讨论》,载《诗经国际学术探讨论文集》,1993.08)
 
(一)鲁国的礼乐现状
 
        分析“季札观乐”一事,离不开当时鲁国的礼乐现状。“季札观乐”一事发生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这时候鲁国季孙氏的权势已经彰显出来。与“季札观乐”同一年,鲁国也发生了“季武子取卞”①一事,作为卿大夫的季武子趁鲁襄公去楚国朝见之时,攻战了卞邑,事情结束后才派人告诉鲁襄公。这种“先斩后奏”的行为,连鲁襄公自己都说“欲之而言叛,只见疏也”。甚至作为国君的鲁襄公都不愿意,也不敢回鲁国。季武子自作主张的行为已经是将国君置之度外。这正是季孙氏集团强盛,鲁公室衰落,大夫僭越诸侯的体现。
 
        但是,鲁国毕竟是保存周礼比较完好的国家。不然韩宣子也不会感叹“周礼尽在鲁矣”。②韩宣子的感叹晚于“季札观乐”四年,说明鲁国当时的礼乐还不至于完全崩溃。在鲁国也的确还有遵守礼乐之人,“季札观乐”中负责接待季札的叔孙穆子就是其中一位。鲁国很多的外交场合都是叔孙穆子负责参与的,比如“叔孙穆子答知武子聘问”③,两次“宴请庆封”④。叔孙穆子在答知武子的聘问中开始不答拜,是因为晋悼公用天子之乐招待他,直到乐工奏出符合自己身份之乐时,他才三次拜谢。宴请齐国的庆封时,他对庆封不知礼的行为感到厌恶。可见,叔孙穆子不仅自己懂礼,也是守礼之人,况且对不知礼和僭越礼的行为感到耻辱。尤其是在鲁襄公二十四年,叔孙穆子去晋国,与范宣子的谈话中讲到“死而不朽”,叔孙穆子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废,此之谓不朽”。可见,叔孙穆子将遵守礼乐之德看的非常重要。
 
        所以说,即使鲁国这个时期由于季孙氏权势的膨胀,往日的宗周礼制也可能受到损害,但还不至于到崩溃的地步。“季札观乐”一事,从叔孙穆子这一方面看,应不会做出僭礼的行为。

①《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襄公)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问。玺书追而与之,曰:‘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后闻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只见疏也。’公谓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对曰:‘君实有国,谁敢违君?’公与公冶冕服。固辞,强之而后受。公欲无入,荣成伯赋《式微》,乃归。”
②《左传·昭公二年》:“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之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③《左传·襄公二年》:“穆叔如晋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与敝邑,先君之礼,籍之礼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
④《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齐庆封来聘,其车先公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叔孙穆子食庆封,庆封汜祭。穆子不说,使工为之诵《茅鸱》,亦不知。”
 
(二)季札之身份与观乐时间
 
        从季札出使鲁国的身份来讲。首先,季札是春秋时期吴国国君寿梦的幼子。①其次,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对季札出使的身份记载为:“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关于“聘”,《左传·襄公元年》有:“九月,邾子来朝,礼也。冬,卫子叔、晋知武子来聘,礼也。凡诸侯即位,效果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号、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②可见,季札的出聘在当时也是一件礼之大事。关于“通嗣君”的概念,也有“穆叔聘于宋,
通嗣君也”;③“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④的记载。目前学者们倾向将“通嗣君”的身份认为是“为了新君嗣立而与各国通好的使者”⑤也就是说,季札是作为一国代表的使臣出使诸侯国的。

①《史记·吴太伯世家》:“寿梦有四子,长曰诸樊,次曰馀祭,次曰
馀昧,次曰季札。”
②杜预注,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816页。
③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20页。
④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94页。
⑤沈玉成译:《左传译文》,中华书局,1981年,359页。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3年,1167页。
 
         季札观乐的时间,《左传》中并没有记载。有的学者认为是在六月,其推论的依据是《礼记·明堂位》中记载的“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于大庙”“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①鲁国在六月份举行?祭,而季札又在鲁国看到了这些乐舞的表演,所以认为季札观乐的时间应该是在六月。②这是反推性的,按照鲁国?祭的时间来推算季札观乐的时间。这样的反推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一推断的合理性有多少?

①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龚抗云审定,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卷三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38页。
②孔瑜:《〈左传〉季札观乐研究》,2015年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首先,从“季札观乐”的记载史料来看,只提到了“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从头到尾并没有当时执政国君鲁襄公的身影。如果“季札观乐”的场合是?祭,是不可能没有国君参与的,而作为史官也不会将国君的参与记录在外。其次,依据《礼记·明堂位》的记载,?祭时使用的乐舞只有《大武》和《大夏》,而季札所观之乐中还有《韶?》和《韶箫》。这是解释不通的。再者,记载中“季札观乐”过程中充满了对所“观”之乐的评论,倘若是在?祭的场合,季札又怎么能在这样严肃的场合品头论足?这样看来,“季札观乐”场合为?祭的可能性不大,那反推之在六月也就有问题了。
 
        从《春秋经传》的编排是按照时间顺序这一特点推断来看:
 
                “夏五月,公至自楚。
                ……
                吴子季札来聘。
                ……
                秋九月,葬卫献公。”


        所以,目前我们只能粗略的推断“季札观乐”的时间应在夏五月至秋九月之间,具体的却无从知晓。
 
(三)观乐的性质与场合
 
        既然“季札观乐”在?祭时的可能性不大,那么这次“观乐”行为会是在何种场合举行?这与观乐的性质有关,也是讨论“季札观乐”是否为僭越行为的核心所在。
 
        “请观周乐”的记录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鲁国请季札观乐,这相当于展示性质的。即便如此,在正式的场合鲁国这样做也是不“合礼”的。其二,季札主动提出来“请观周乐”。然而,作为“通嗣君”的季札,又怎能不知道请“观”周乐已经超越了自己的使臣身份呢?况且,就史料来看,“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明显表明这些诗和乐舞是专门为季札所演奏的。这里的关键,是季札所观周乐的规模与“请观周乐”之“观”的性质。
 
        “观”在甲骨文中作,卜辞中用“萑”“閒”。①“萑”在最初即有“视”之意。②。在文字后来的不断丰富中,“观”又有“广瞻”之意。《诗经·小雅·小弁》中就有:“靡瞻匪父,靡依匪母”③,可见在两周时期,瞻即为敬仰、瞻仰之意。且《谷梁传·隐公五年》:“常事曰视,非常曰观”“以观祸福”④;《淮南子·原道训》中有:“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高诱都将“观”注为“常事曰视,非常曰观”。⑤可见,“观”不同于普通的“视”或“看”。因此,这里“季札请观周乐”的“观”,应带有一种“广瞻”的敬仰之意。
 
        鲁国作为拥有周乐的国家,也自然会有教习礼乐的场所和机构。《左传·文公四年》中有就有这样的记载:
 
                “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人私焉。对曰:‘臣以为肄业             及之也。……”

①徐中舒:《甲骨文词典》,卷八,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979页。
②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卷四,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408页。
③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诗经正义》卷一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47页。
④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谷梁传》卷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⑤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一,中华书局,1998年,第59页。
 
        卫国宁武子来鲁国聘问,鲁文公为其赋《湛露》及《彤弓》,宁武子对这一僭礼的行为不拜谢,推辞曰以为是乐工在习演。看来,鲁国的宫廷中是有乐工在排练习演周乐的。这或许可以印证我们这样一种推断,季札并不是在太庙?祭这样的正式场合“观”周乐,很可能是在演习礼乐的机构中,由叔孙穆子为其安排,专门为使臣身份的季札演出了一场周乐。因此,这应是一种具有“观摩”性质的观乐行为,或者是一场适时而为、专门安排,使季札得以“观周乐”的诗乐歌舞演习。
 
        作为与本题相关的一种拓展,“季札观乐”一事,又可延及“孔子闻《韶》”一事。虽然这是两件不同的乐事活动,但因其有某些性质相似的方面,在这里罗列两条大家熟知的史料来讨论。
 
        材料一:“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篇》)①
 
        材料二:“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②
 
        材料一中,记载孔子在齐国观看《韶》乐;材料二中,孔子观乐的地方不明确,但肯定是在齐国而不是在周宫廷,并且也明确记载孔子观看了“六代乐舞”中的《韶》《武》之乐。这说明,在春秋时期,除了周宫廷之外,其它诸侯国中的确保存有“六代乐舞”。韩宣子曾说:“周礼尽在鲁矣”,他发此感慨时晚于“季札观乐”四年,当时孔子也仅十二岁。那么,“孔子在齐闻《韶》”也应晚于此时。那齐国何以有《韶》乐?孔子观《韶》《武》是不是僭越行为呢?

①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②同上,第45页。
 
        孔子是恪守周礼之人,面对季氏的“八佾舞于庭”,孔子的愤怒用“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样的话来表达。从孔子对宗周礼制的态度来看,不会做出僭越礼制的行为。因此,既然孔子“在齐闻《韶》”不会是僭越行为,那么,只能认为,春秋时期,“六代乐舞”除了在周宫廷及鲁国,也已经在其它诸侯国存在并得到传播。“孔子在齐闻《韶》”,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如果这些乐舞被仅限于在周宫廷或鲁国的祭礼活动中,就不具有这类传播的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同意春秋时期“六代乐舞”在诸侯国宫廷中有传播,但就其表演的规模而言,估计在使用中,根据对象身份的不同而会有所差别。关于乐舞队列的规模,所谓“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卿大夫用四,士有二”,①是对乐舞使用规模的规定。所以,本文判断,“孔子在齐闻《韶》”所看到的乐舞或听到的音乐(这里不绝对排除另一种“听”乐、也就是器乐演奏《韶》乐的可能),应该是符合其使用规定的,这一点和“季札观乐”有某些相似之处。

①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8页。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问题的提出、质疑和分析,本文认为,《左传》中记录的“季札观乐”一事,是鲁国为作为“通聘使”的季札提供的一次观乐的机会。季札的观乐活动及其场合,不是太庙?祭这类祭祀活动,更不是娱乐场合的活动,“季札观乐”的“观乐”,实际上是一种具有“观摩”性质的观看周乐的行为。因
此,“季札观乐”并不属于僭越行为。值得再思考的是,无论是“季札观乐”,还是“孔子闻《韶》”,都是在春秋时期。孔子年轻时,已感叹“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在季札观乐之前,已经发生有周学由王室向公室转移的现象,重要事件有周惠王与周襄王之际王子颓、叔带争夺王位发生内讧,太史司马氏离周去晋;周景王死后,王子朝起兵争夺王位失败,率一批贵族、百工及文献典籍奔楚。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中,如齐国、晋国在不同程度上都已经有周乐,且在使用。他们拥有的周乐,是来自周王室所赐之乐还是有其他途径?有哪些可证的材料?其拥有本身是否属于僭越行为?这些问题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黄圣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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