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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氤氲书香】《中华礼乐文化传承论文集》连载13:曹建墩陈
2020-09-13 12:33:53
史前礼制的形成、演进模式与特征
曹建墩 陈静①
 
        礼制是随着社会复杂化与阶级、国家的形成而逐渐演进形成的。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是每个王朝的政教刑法和朝章国典,是“经国家,定社稷”,维系社会政治秩序的道德准则、规章制度和礼仪程式,已然规模粲然,对此研究者众多。然而关于史前早期复杂社会中礼制的起源和演进问题,学界对此探讨较少,本文拟结合考古材料,对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中礼制的演进模式、特征等问题作一考察,并希望以此为视角,进一步加深对早期文明起源的认识。
 
一、史前礼制的萌芽与形成
 
        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龙山时代,随着从村落到复杂的政治实体演进,原始礼仪也逐渐复杂而政治化、礼制化,进而与政治分层结合,形成礼制。据考古材料,史前礼制的起源与演进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新石器时代早期(约7000BC~500BC),此时期以家庭为单位或者以聚落为单位的宗教祭祀成为典型的宗教活动形式。如内蒙古兴隆洼文化遗址(约6200BC~5200BC)中尚未发现独立于居住区之外的祭祀区,推测当时的很多祭祀活动是在居住区内或室内举行的,少数房屋具有居住兼祭祀的双重功能。巫觋人员应已出现,但尚未挣脱氏族血缘组织,也没有特权,但凭借其巫医、巫术知识技能等获得人的尊崇。此时期属于所谓“家为巫史”时期。
①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宗教的区域性差异也比较明显。燕山南北与辽西地区的宗教祭祀有使用玉器传统,如白音长汗遗址出土有玉管、玉、玉蝉等;宗教崇拜中有陶人面像、妇人像、石雕人像、龙崇拜、山顶石圆圈祭祀遗迹等,尤其是女神像传统悠久而普遍。①兴隆洼文化流行人面雕像,尤其是妇人雕像②,应与祭祀活动与女神崇拜有关。陶塑面具与人面雕像,应与原始巫术有关。而黄淮地区的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约7000BC~5500BC)中则有龟灵崇拜以及相关的宗教礼仪活动,③祭祀遗存质略无文。大体来说,在阶级尚未发生明显分化的情况下,聚落阶段的原始礼仪尚未形成制度性规定。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64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64页。
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
456—461页。
 
        第二阶段,大约5000BC~3000BC,社会进入贫富分化与社会复杂化阶段,此时期属于礼制萌芽与酝酿时期。大约公元前五千纪,史前文化进入一个转折点,人口迅速增长,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进一步加强,社会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公元前四千纪以后,社会等级化的现象普遍出现,血缘组织内成员存在贫富分化,社会结构开始复杂化,如出现等级化的聚落形态、大型公共礼仪建筑、墓葬形态差异,贵族阶层控制奢侈品生产,这一切意味着社会形态将要发生本质的变化。
 
        此时期,以家庭为中心的巫教祭祀进而扩展至区域性的公共宗教祭祀,地区间的文化互动增强,各种礼仪知识、文化交流也逐渐增加,导致大范围内某些共同信仰的形成。①例如,红山文化大型公共宗教性礼仪建筑成为区域性的公共宗教活动中心,而红山文化各地区出土玉器的风格、形制却基本相似,表明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内具有大致统一的宗教信仰和公共礼仪体系。红山社会为建造祭坛、女神庙、积石冢这些礼仪中心巨型公共建筑物,能够调动组织很大的社会力量,表明已存在高于氏族部落的政治实体。②此时,权贵阶层控制了礼仪玉器的生产,掌控了社会控制权力,并利用宗教来神圣化这种权力。此外,江淮地区凌家滩文化的祭坛、墓葬随葬品差异和各种不同用途的玉器,也可以看出已出现贫富分化与不同的社会等级,初步有原始祭仪,与天地沟通的宗教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神圣的沟通权已被特殊阶层垄断。③这些均说明原始宗教礼仪也在经历着重组与革新,向制度化、复杂化方向演进,与社会分层结合的礼制正处于酝酿阶段。
①李新伟:《中国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观———兼论中国东部史前复杂社会的上层交流网》,载《东南文化》,2004年第3期。
②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载《文物》,1986年第8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96页。
 
        各地的宗教信仰与原始礼仪也存在区域差异。燕山南北与辽西地区的宗教礼仪与信仰延续了更早的传统并有所发展,比如动物崇拜、女神崇拜与祭祀、人面雕像、公共性祭祀场所等。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宗教信仰礼仪具有自己的特征。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和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都发现有大房子。西坡遗址房址F105占地面积516平方米,房址Fl06室内面积达240平方米。①大地湾遗址F901是一座由前堂、后室和东西两个厢房构成的多间式大型建筑,原来面积当在300平方米以上。②陕西扶风案板村遗址的3号建筑面积有165.2平方米,周围灰坑内出土不少陶塑人像。③这些面积较大的建筑应是举行大规模公共活动的场所,是礼仪中心,这表明仰韶社会对大型公共建筑高度重视,重大社会活动、礼仪活动多在公共性建筑内进行,仰韶社会的宗教信仰应是以祖先崇拜为主,祭祖礼仪呈现出内聚性、氏族向心性特征,具有集体取向。
 
        第三阶段,新石器时代晚期(约3000BC~2000BC),在一些社会复杂化程度较高的邦国,礼制已经形成。种种证据表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已经出现可以控制一定地区和大量人口的政治组织以及掌握了世俗和宗教权力的社会上层。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开始相继进入初期文明阶段。④“邦国林立”是龙山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酋邦时代”。⑤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36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38页。
④李新伟:《最初之中国的考古学认定》,载《考古》,2016年第3期。
⑤许宏:《中国考古学界国家起源探索的心路历程与相关思考》,载《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
 
由于文献不足征,考察早期礼制起源需要依赖考古学材料,因此,在探讨早期礼制起源中,关键要明确礼制形成的考古学判断标准及满足条件。本文认为,礼制形成的前提首先是社会分层已经比较复杂,贵贱贫富的差异较为明显,出现了金字塔形的社会权力分层体制。如所周知,夏商周三代礼制的基础是“别”,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云:“为礼卒于无别,无别不可谓礼。”这种差别具体体现为:财富资源的集中造成贫富分化;由于财富、资源的控制能力以及政治控制力的差异,导致政治地位上的贵贱差异;基于血缘亲疏、年龄长幼、男女性别差异等尊卑划分而产生的身份定位,等等。由“别”而制定形成的体制化的礼仪、规范、原则即礼制。其次,礼制形成在考古学上的体现,是等级的物化形式已经具有初步制度化趋势。按照上述标准,龙山时代的一些考古学文化内涵表明,当时社会等级、社会分层已经比较复杂,并产生了维护社会分层体系的上层建筑。
 
        第一,墓葬分层与社会分层结构的密切结合。龙山时代,如陶寺文化、海岱龙山文化的丧葬礼仪制度已发展到较高的程度,等级制度渗透进丧葬礼仪中,具体表现在墓葬的规模、形制结构和随葬器物组合等方面,具有等级化、规范化等特征,反映出丧礼礼仪的复杂化、程式化,以及初步制度化。比如,陶寺墓地大、中、小型墓在墓葬规模、随葬品的数量、品种和精致程度上差异很大,反映出陶寺社会存在明显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处在塔尖位置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特磬、彩绘龙盘等高级礼器,墓主应是掌握祭祀和军事大权的部族首领,是早期的“王”;而占墓葬总数90%的小墓,死者身无长物,应是社会的平民阶层。陶寺文化时期礼器的使用已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墓中的礼器和牲体已成为墓主生前权力和地位的标志。①
①高江涛:《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的陶寺模式》,载《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8—46页。
 
         第二,祭祀遗址的文化内涵反映出早期社会祭祀的政治化、礼制化,宗教的政治化、礼制化是上古社会文明形成进程中一重要特征。
 
        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权贵阶层认识到宗教祭祀在巩固领导权、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因此开始控制宗教祭祀权力,作为宗教信仰的祭祀较早地被纳入礼制体系,与社会等级制结合,成为维持世俗政权的工具,从而超越其原初的宗教意义而与世俗政治结合在一起。《国语·楚语下》“绝地天通”的记载即反映出少数氏族贵族阶层控制了交接上天的权力,通天成为权贵阶层的垄断性权力。①在陶寺大墓中(M22。M3015)还发现有宗教礼仪用器玉琮和玉璧,同时还发现有鼍鼓、特磬等礼器②,这些器物多与石钺共出于大墓中,斧钺曾经是军事民主制时期军事首领的权杖,后来演变为王权的象征物③,这种随葬品的组合方式,表明墓主人不但拥有军权,也拥有宗教主祭权。良渚遗址中玉钺和玉琮(还有玉冠)在同一墓葬中出土,也“是良渚社会宗教与世俗权力密切结合的一个浓缩的反映”④。
①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②陶寺墓地材料参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78-183页。
③林禨:《说王》,见《林禨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④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第三,都邑聚落的分层以及社会成员的社会分层,并出现分层的邦国政治统治体系。龙山时代聚落分化更加深刻,等级结构充分发展,形成金字塔形层级结构。如鲁东南地区龙山文化有两城镇、尧王城两个大型中心聚落,每个中心均具备四个层级的聚落。其中两城镇遗址出土有玉礼器、玉料,发现有夯土堆积,是一个政治和生产中心。①陶寺遗址是一大型区域中心,周围被聚落围绕,形成三层聚落等级,“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比氏族部落领导集团远为强大有力的管理机构,……陶寺城址的兴建似可作为一个初期国家权力中心已经形成的标志”②。龙山时期这种单中心的地区聚落形态与聚落分层反映了一种内部统一的、邦国首领具有一定集权的政治实体,可称为统一型的邦国社会,是龙山时期最发达的社会组织。
 
        第四,龙山时代的礼器使用表明当时礼仪的繁复和仪式的规范化,礼器的数量、华美、质地等差异反映出礼器使用具有等级化特征,初步形成与社会层级结合的礼器制度。器以藏礼,礼器是礼仪制度的物化表现形式,既是器主社会地位的等级特权的象征,又是用以“名贵贱、辨等列”,区别贵族内部等级的标志物。龙山时代,礼器生产专门化,一些考古学文化中已经具备了基本成熟稳定的礼器组合,它们大多由陶器、玉石器、漆木器构成,这充分说明当时礼仪程式的初步程式化、复杂化和制度化。另如列刀、列琮、列等一些特殊礼器具有象征意义,③表明当时的礼仪制度更加复杂。
①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82—184页。
②梁星彭、严志斌:《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2年第3期。
③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93—303页。
 
        如上所述,判定礼制形成的重要依据是礼仪规范的政治化,即成为特定社会群体的规范,并逐渐制度化。如陶寺城址和海岱地区一些社会分层复杂的聚落群,都可以视作具有一定社会公权力的邦国。王震中先生指出,邦国较史前的“中心聚落形态”其最显著的区别是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系统的出现。①考古发现表明,社会复杂化程度逐渐加深,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国家公共权力开始确立,政治治理技术也有了飞跃式发展,礼制体系逐渐形成,成为政治治理的规范,礼治这一政治治理方式已经初步形成。《礼记·礼运》载:“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这段话反映出礼制的形成情况与考古学反映的礼制起源符合若节。其中世袭制在陶寺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都有体现。②礼制是随着社会复杂化逐渐建立起来的,对外有城郭沟池应对外部威胁,内有“礼义”纲纪以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总之,综合考古学材料与文献记载,龙山时期礼制已经形成③,开始形成按社会分层来分配财富资源,出现调节政治社会秩序的政治社会规范。当然,龙山时期的礼制肯定不如周礼那样完备,差等秩序分层没周礼那样严格,礼仪形式还比较质朴。
①王震中:《从邦国到王国再到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载《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②高炜:《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83年第6期;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
③高炜:《龙山时代的礼制》,载王仁湘主编:《中国考古人类学百年文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285—300页。
 
二、交流融合与汇聚中原:中原地区礼制的形成
 
        龙山时代各考古学文化系统内部,在礼器的使用、丧葬、祭祀等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共性,具有同质性。这可以说明同一文化区或政治共同体内具有大致统一或相近的礼制模式,具有公共性的礼仪,这也表明权力阶层为了维护政治社会秩序,在政治共同体内推行统一的礼仪制度以强化其统治。如陶寺文化大墓中,出土有彩绘龙盘、陶瓶、陶簋及鼍鼓等,在礼器上具有同质性。泗水尹家城和临朐朱封大型墓葬出土的蛋壳陶、玉钺、白陶器、黑陶、鼍鼓等已属礼器。①从随葬品组合来看,贵族大墓中高柄杯、鼎、)的组合形式已基本固定。朱封和尹家城虽属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但其大墓中却都有这种礼仪性陶器组合②,说明此时礼器已得到贵族群体的广泛认同,成为表征身份等级的象征物,推测应具有大致相同的礼仪程式。
 
        另一方面,由于文明起源模式的不同和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考古学文化系统的礼仪制度呈现不同的面貌,反映出在邦国林立的政治格局下礼制形态的区域性、多元性特征。譬如,从玉礼器分析,以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南方苗蛮集团所用玉礼器与中原华夏集团、海岱东夷集团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反映出南北方各族团之间的礼制存在区域性差异。有学者即指出龙山时代的礼器“地域分歧性还很强,各擅胜场,不相为用,与商周青铜礼器比较,尚不够普遍化”。③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有力的广域王权,各邦国的军事、文化实力不足,导致各邦国礼仪文化的扩张性、辐射性不强。④但是,不同的政治体之间(邦国部族)或者族群之间的上层文化交流已比较广泛和深入,社会上层为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构建了远距离“社会上层交流网”,在这一交流网中交流的是宇宙观、天文历法、沟通天地的手段、各种礼仪、各种巫术和特殊物品制作技术等当时最高级也最神秘的知识。⑤这种上层文化的交流,对于不同区域或邦国之间礼仪文化的整合以及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力促进了礼仪制度的同质化。
①山东大学考古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载《考古》,1990年第1期,第587—594页。
②于海广:《山东龙山文化大型墓葬分析》,载《考古》,2000年第1期,第61—67页。
③杜正胜:《从三代墓葬看中原礼制的传承与创新———兼论与周边地区的关系》,见《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220页。
④高炜:《晋西南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载《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第111—118页。
⑤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载《文物》,2015年第4期,第51—58页。
 
        与龙山中后期相对应的尧舜禹时期,中原华夏集团与周边邦国部族有着紧密频繁的交往与文化互动,经过交流融合,逐步形成共享的礼仪制度,公共性的礼器体系以及公共礼仪在逐渐形成,进而在文化价值观、宗教信仰等方面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考古学上各区域文化之间礼器趋同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象征权力的仪式文化在各区域上层社会的传播。例如,排除战争掠夺与商业交换因素,山东海岱文化的礼器与陶寺文化礼乐器相同,表明两者在礼义制度以及思想意识方面的交融在走向深入。在尧舜禹时期,承载社会政治功能的瑞玉成为当时各族群以及部落之间会盟、缔结婚姻等关系的礼器,中原华夏集团的礼仪制度出现了显著的趋同性。《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①玉帛成为被中原华夏集团与其他邦国所共同认可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公共礼器”,成为建立与维持方国之间友好关系的礼器。《尚书·尧典》记载舜时“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②与文献记载相吻合,龙山时期,部分玉礼器譬如玉琮、玉璧、玉璋、玉钺等礼器成为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公共性礼器”,具有“共通的意义的空间”。这似乎也可以说明,当时已经存在为各族邦广泛认同的礼仪程式以及共享的信仰和价值观。
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42页。
②刘起荱:《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110、129页。
 
 
        龙山时期,中国境内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演进趋势。①中原地区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以及兼容并蓄的胸怀,吸收着周边邦国部族的文化精华以发展壮大自己。陶寺文化早期的文化因素来源即具有多元性,它是东方文化西移,并与当地文化融合的产物,如陶寺文化早期遗存中的高领折肩尊和折腹尊、高领折肩瓶、折腹盆、侈口鼓腹或折腹罐、尖底尊、陶鼓、鼍鼓、钺、厨刀、琮、璧、璜等,以及陶、木器上的彩绘,大小墓的严重分化等因素,与大汶口文化晚期以至于良渚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地区的文化面貌相当吻合。②苏秉琦先生曾指出:“陶寺大墓殉葬成套的庙堂礼乐器、漆木器,反映了比红山文化更高一级的国家形态。圆腹底、鬲原型可追溯到内蒙古中南和冀西北,彩绘龙纹与红山文化有关,扁壶序列的近亲只能到山东大汶口文化寻找,俎刀更要到远方的浙北杭嘉湖去攀亲。”③此外,陶寺文化宽沿豆受到屈家岭文化晚期双腹豆的影响,陶鼓可能是受石家河城址出土的陶管形器和筒形器之启发,彩绘工艺是受大汶口文化的影响,敛口灶可能是受东关庙底沟二期灶圈的启示④,而“V”形厨刀,多数学者认为是受良渚文化破土器或三角形犁状器的影响,陶盘上的龙纹来自良渚文化⑤。陶寺文化中期大墓中,早期大墓常见的世俗陶器群不见踪影,成套木器以及特磬等礼器群也销声匿迹,而陶寺文化中期偏晚大墓IIM22改而崇尚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尤其是玉器中玉琮、玉兽面等明显是受到良渚文化的强烈影响。不宁唯是,中原地区的厚葬、棺椁、玉石器等表征死者身份地位的礼俗也应是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如学者指出,在中原地区,山西陶寺龙山文明遗址见到厚葬的风俗,以及用随葬品和葬具、墓葬规模、墓葬在墓地中的地位等来表现被葬者的身份、地位,这一礼俗在屈家岭文化、崧泽文化早期至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花厅期和红山文化等周边史前文化里都曾经存在;在周缘文明中发现的龙和其他动物外型,以及琮、璧之类玉器所表现的精神信仰,也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原文明及其后续者所承继。⑥
①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载《文物》,2000年第1期。
②韩建业:《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载《考古学报》,2007年第1期。
③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123、133页。
④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见《古代文明》第三卷,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54—86页。
⑤朱乃诚:《再论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兼论中原地区“王室文化”的形成》,载《古代文明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70—79页。
⑥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载《文物》,2000年第1期。
 
        中原地区在积极吸取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融合与创新,进而发展成中原地区的礼乐文化系统。这也使中原文明具有吐故纳新的胸襟与能力,具有一种拿来主义式的务实精神。这种能力也使后来的夏商周三代虽然朝代更替,但后继王朝能够因时制宜的吸取前代的优秀文化元素,采取一种扬弃态度以服务于世俗政治秩序的建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
 
        总之,在邦国林立的龙山时期,礼仪体系也在超越地域性限制,在交流融合中逐渐走向系统化、规范化,趋于同质化,成为邦国或邦国联合政体的公共礼仪。龙山时期,中原地区逐渐成为四方文化汇聚的中心,周边这些礼乐元素逐渐向中原汇聚,开启了以中原为中心的礼制一体化演进序幕,经过中原地区的选择性吸收、融合与创新,为后来中原王朝的礼制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血缘性格、世俗性与理性化:中原礼制的特质
 
        在史前文明化进程中,中原地区的演进模式具有重实用理性与重血缘人伦的理性色彩,形成了积极进取、刚健有为、务实内敛、质朴无华的文化性格。高江涛曾提出“陶寺模式”的概念,并指出其特征之一是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务实性与世俗性。①据考古资料,中原龙山文化的文明演进模式有别于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具有浓厚巫教色彩的神权模式。②中原这一世俗王权模式的特征是对世俗政治社会秩序的高度关注,政治的重心是运用各种资源协调整合社会秩序,尤其是维护和强化王权秩序。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首先,一方面,龙山时期的中原地区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聚落群,各聚落群由一处较大的聚落和一群中小型聚落组成,呈现多中心、对抗式的布局,形成邦国林立的政治景观。中原地区资源相对匮乏,社会分化程度普遍较低,社会的主要矛盾更多体现在这些聚落之间和聚落群之间的利益冲突。③这些邦国部族之间关系紧张,经常有频繁的社会冲突。龙山时代普遍出现的城④,应当就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另一方面,中原地区处于天下之中,自然条件优越,容易导致周边族群的内迁或入侵。例如东方大汶口文化曾进入豫东、豫西地区,一部分先民曾经定居中原⑤;南方屈家岭文化也曾向北渗透,并占据了原来仰韶文化势力范围的南阳盆地。⑥从考古学文化看,中原的西北有强悍的石峁文化,南方有石家河三苗文化,东方有强大的海岱夷族群。周边族群向中原地区迁徙汇聚,对中原族群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其次,中原旱地农业生产依靠自然降雨,农业生产不稳定,随着龙山时期的人口剧增
,导致资源生产供应产生紧张。加之自然灾害的发生与不定期的河水泛滥,给中原族群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威胁。这就要求在农业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采取适宜的务实的政治策略,以组织更多劳力抗旱防涝,合作从事农业劳作,从而生产出更多的物资。压力就是动力,中原地区面临的生存压力势必要求政治社会秩序的凝聚与统一,要求调整邦国族群之间的矛盾,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要求产生一种能够凌驾于不同聚落、族群之上的组织机构来应对自然和人为的双重挑战。面对各种挑战,中原华夏集团权威机构的管理职能也因而更为凸显,这也导致建构和谐的政治社会秩序是其核心目标。
①高江涛:《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的陶寺模式》,载《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8—46页。
②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载《文物》,2009年第3期,第47—56页;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载《文物》,2006年第8期,第50—54页。
③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载《文物》,2006年第8期。
④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三联书店,2016年,第48—50页。
⑤张翔宇:《中原地区大汶口文化因素浅析》,载《华夏考古》,2003年第4期。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33页。
⑦参阅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三联书店,2017年,第233页。
 
        经过邦国部族之间的兼并与融合,中原地区形成建立在社会分层等级基础上的政体,其所面临的秩序建设主要是强化尚处于雏形的王权体系,维护强化社会分层的等级秩序,凝聚社会成员的向心力和聚合力。中原各部族邦国重新整合成的以尧、舜、禹为首领的“联合政府”,其实即以尧、舜、禹各自族邦为主体的邦国联合体形式的华夏政治体。据《尚书·尧典》,这个政治联合体其实有着中央集权的最高权力中心和行政及政治管理机构,产生了社会分层或阶级分化,有领土观念和国家意识形态等,也有学者称之为酋邦。①总之,如何整合华夏政体中这些大大小小发展不平衡的邦国部族,维护强化族邦之间或族邦内成员的尊卑差等秩序,经过整合以“协和万邦”,便成为政治联合体权贵阶层面临的重要问题。实际上,鉴于中原族群面临的压力强度,社会控制手段和社会组织的完善与否,社会组织是否具有内聚力、向心力,以及是否拥有先进的观念意识形态以处理日益复杂的各种关系,都成为应对外在挑战能否成功,是否能够进一步发展强大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在文明化进程中,中原地区由于建构政治社会秩序的需要,由于其独特的文明演进路径,逐渐发展演进为一套务实理性的政治治理方式,这就是礼治,礼在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如所周知,在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中,血缘组织并没有随着战争征服以及兼并而被打散,反而继续成为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单元或细胞。①也正是父权血缘氏族组织以及血亲观念的发达,导致早期政治共同体内非常重视以亲缘纽带来整合族内关系。因为顾念族群血缘亲情以及族群之间的姻亲关系,因此社会治理更主要的是依赖一种道德体制,从而形成一种柔性的治理方式———礼治,礼而不是刑成为重要的社会整合方式。《尚书·尧典》记载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种由家族到国家的治理模式是建立在亲缘情感基础上,亲亲之德是血缘政治的重要理念,也是礼制的重要原则。建立在亲缘关系基础上的规范准则,是早期社会“德”的重要内容,经过商周社会的发展演进,就形成了一种以德礼为核心的、强调亲缘政治的宗法伦理政治。
①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7页。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第484—496页。
 
        由于文明化进程中的血缘性格,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礼制不仅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更是一种柔性的社会协调机制,它不仅可以维护和强化社会分层的政治秩序,而且可以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向心力,协调缓解社会冲突,传统礼学所言礼的“和合”功能,即指礼具有这种柔性的社会整合功能。因此早期复杂社会的政治治理又具有温情的一面,既维护等级关系的尊尊,又依赖亲缘组织与血亲意识来实现社会整合。比如从史前即存在的祭祀、氏族的宴饮礼即是宗族成员亲密关系的黏合剂,具有“序宗族”“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团结氏族成员的功能。建立在这种亲缘纽带基础上的礼制体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能更好的凝聚社群内部的人力、物力资源与智力资源来应对外在的挑战。
 
        这种血亲组织的存在与血亲意识的浓厚,使早期社会凝聚血缘家族、宗族组织向心力,强化内部组织的体制中,祖先崇拜及相关的丧葬、祭祖礼仪是极其重要的方式,这在龙山时期的中原及二里头文化的贵族墓葬、宗庙宫殿建筑、祭祀遗址等现象中都有鲜明而充分的体现。①这种建立在祖先崇拜基础上的礼制体系,其特征是将宗教祭祀与社会组织、政治分层体系结合,以世俗化的政治体系来组织整合宗教祭祀,并利用宗教信仰来促进政治体成员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增强贵族阶层与邦国部族成员的凝聚力,强化宗族成员的血脉联系,建构世俗政体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意识形态。因而,中原地区的礼治是一种政治统治策略和政治治理方式,具有世俗化、理性化特征。体现于考古学上,如河南灵宝西坡墓地代表的庙底沟类型社会既无奢华的随葬品,也无浓厚的宗教气氛。②龙山时期的中原地区关注现实的政治社会秩序,缺少巫术色彩③,缺乏巫教偶像崇拜,缺少大型的祭祀遗存。在文明化进程中,中原地区的巫教氛围并不浓厚,而是高度关注现实秩序,宗教祭祀的理性化、礼制化、政治化发生较早,造成政治权力与祭祀的结合,宗教巫史等人员从属并服务于世俗政治,并不具有独立性。而祭祀也主要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秩序的建构。Z
 
        总之,建立在血缘氏族基础上的中原农耕族群,其以族群向心力、集体取向为特征的礼制更容易整合各方族群邦国形成更高级复杂的政团,中原地区之所以在邦国林立的史前时期异军突起,较早迈入文明国家,这种务实理性的礼制体系和以整合政治社会秩序为鹄的的礼治策略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徐良高:《祖先崇拜与早期国家》,见韩国河、张松林主编:《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3—158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98页。
③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载《文物》,2006年第8期。
 
黄圣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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