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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氤氲书香】《中华礼乐文化传承论文集》连载12:王毅
2020-09-13 12:30:47
———以宾礼迎送之仪为中心的考察
王毅①
 
        中国传统文化包罗万象,其内涵极为丰富,但是“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地位是不言而喻的。钱穆先生曾说“中国的核心思想是‘礼’,……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②周公制礼作乐,确立了“以德代礼”的思想文化模式,孔子素崇周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确立“仁———礼”的学说模式。③“礼”经孔子发展,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礼治思想在各个王朝中随处可见,成为统治者所尊奉的一种教化治理模式。诚然,外在礼仪并不代表礼,或可为不知礼,但在具体行动中所展现的仪式,亦可为礼内涵的外推过程。所以对于“礼”的探究“礼义”与“礼仪”是不可忽视的,应两者兼而有之。在各项活动中,迎送仪式最为普遍,在此过程中即不能失去主人的身份,又不能贬低客人以显自大。所以在宾礼迎送之仪中对于“礼”核心内涵的把握(“敬”),以及对于宾主双方所处的原则与氛围(“和”),正是对于礼具体实施过程“礼义”与“礼仪”外推过程中“礼用”最好的考察。
①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②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7页。
③关于“以德代礼”与“仁—礼学说”的关系参看张焕君:《制礼作乐———先秦儒家礼学的形成与特征》,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一、礼义与礼仪的双重考察
 
        礼的种类很多,大体包括“礼法、礼义、礼器、辞令、礼容”,①虽然这些都混同为“礼”,但是对于“礼”的核心内容则是“礼义”。“礼法”与“礼容”等则是“礼”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不是“礼”的具体内涵,可称之为“礼用”。礼缘情而制,而“礼义”的主要核心内容则如《礼记·曲礼上》所云“毋不敬。”郑玄注:“礼主于敬”②,由此可知对于“礼”而言其核心思想为“敬”。且孔疏云“今云曲礼曰‘毋不敬’则五礼皆须敬,故郑云礼主于敬。”③“五礼”即吉、凶、军、宾、嘉五礼,五礼所涉及的范围基本上涉及到了古代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以“敬”为主题的礼事活动都需要贯彻这一基本观念。所有的形式与活动都需要围绕“敬”来展开,都需要符合“敬”的这一原则。《左传·僖公十一年》载“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④则更加明确的指出“不敬则礼不行”,同时将“礼”与“敬”的关系上升到国家治理的层面。礼主敬不仅仅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更与国家兴衰有关。将“敬”提高到如此高的程度,更加反映出对于“礼”而言,所行出于“敬”是非常重要的,“敬”作为礼义的核心内涵是毋庸置疑的。
①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华书局,2013年,第38页。
②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一,艺文印书馆1973年,第12页。
③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一,艺文印书馆1973年,第12页。
④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十三,艺文印书馆1973年版,第222页。
 
        礼义所主为敬,但礼义也应有外在表现形式,礼义的外在表现形式则是礼仪。礼义与礼仪两者的关系如《左传·昭公五年》载:
 
                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
        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          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
        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这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
        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

 
        由此可知,礼仪与礼义不能等同,鲁昭公对于礼仪的熟悉,不能代表其知礼义。礼义与礼仪不能混为一谈,但是也不可强行分开。礼义作为礼的内在表现形式,而礼仪则是礼的外在表现形式,两者之间的关系相辅相成。对于礼治而言其不仅仅需要知仪更需要知义,就鲁昭公所行,鲁国当时“政令在家”,其对于仪式的过分践行而不去求义,是对于礼的片面把握。但对于礼仪的完全忽视也不可,深知礼义而无从表现,何来深知。礼义与礼仪是一体两面,弃其一面则不全,偏其一面则不知。如上所说,“礼”的核心在于敬,“五礼皆须敬”,同时“礼”的外在表现是通过礼仪来进行的,所以在进行“礼仪”的过程中“敬”的内涵是需要时刻存在。
①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四十三,艺文印书馆1973年版,第744—745页。
 
        礼仪的实践换言之可以称为“礼用”,《论语·学而》云“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①朱熹注引范氏曰:“凡礼之体主于敬,而其用则以和为贵。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者,乐之所由生也。”②礼仪的实现形式需要时刻符合“敬”的内涵,故能行、能立。从而在此种前提之下,在具体施行的过程中用“和”来达到一种和谐的局面即“乐之所由生也”。所以基于“敬”的礼用“使本意在于区别的礼得以具有沟通的功能,不同地位的人只要处于同一个礼仪场景中,都能形成一个和谐共存的局面。”③同时也使和谐局面不仅仅为和而和,无所内涵。礼仪的具体展现要以“和”为原则,而具体开展的过程中则要时刻履行“敬”的观念。所以笔者认为,对于礼义和礼仪的考察,两者之间时刻存在的是“敬”,实现形式是“礼”的具体仪式,最终行礼的局面是“和”,而这些都是由“敬”所主,同时由“和”所弥补,两者共同作用并赋予了“礼”沟通的内涵。换言之,礼义主敬,礼仪在其“敬”原则不去的情况下,更重行礼以“和”。因“敬”故能尊礼以行、行事有度、从而不逾矩,同时因“和”故能行礼有驰、相处和谐、从而不拘泥。两者相互调试、相互作用,最终达到“礼用”和谐的局面。
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页。
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页。
③张焕君:《制礼作乐———先秦儒家礼学的形成与特征》,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6页。
 
二、宾礼迎送之仪所体现的“敬”与“和”
 
        宾礼是待宾客之礼,其涉及的范围很多,本节所论述的宾礼则为人与人之间待宾客之礼尤以宾主迎送之仪为要。根据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所述“仪礼十七篇关涉宾礼,除前述《觐礼》、还有《聘礼》《公食大夫礼》《士相见礼》。按郑玄《三礼目录》,《聘礼》《公食大夫礼》被归于嘉礼。拙稿则将这两篇视为宾礼。”①但从事宾主活动,皆有宾主迎送仪节,故宾礼所见仪节不仅仅局限于四篇之内,其余诸篇亦有散见如《士冠礼》《士婚礼》等。虽身份不同、仪节祥略不同,但统而言之,皆有迎送之仪即请宾、迎宾、送宾等。
 
伴随的着宾礼活动的进行,宾主相接的开始,“敬”和“和”观念亦随着而生。宾礼仪式始于请宾,终于送宾,即迎送之仪。请宾如《仪礼·公食大夫礼》云“上介出请,入告。三辞。宾出,拜辱。”②又如《仪礼·士冠礼》云:“主人戒宾。宾礼辞,许。”郑玄注:“故就告僚友使来,礼辞,一辞而许。再辞而许曰固辞。三辞曰终辞,不许也。”又孔颖达疏“又三辞而许则曰三辞,若三辞不许乃曰终辞。”③三辞具体对话及其形式,随着着场合的不同具体表现皆不同,但都体现主人请宾,宾三辞而后赴邀。三辞皆为宾主双方相敬谦让。“拜辱”依郑玄注为“拜使者屈辱来迎己。”宾主相接,以宾为主,主人请宾,主人敬于宾,但宾不以敬自居,回敬于主,同时宾也会表示“屈辱来迎己”,对于主人之请,不敢贸然接受,三辞而后接受。其也是对于主人请己之“敬”,己不专敬自居,回敬主人的表达。让“敬”的原则得以体现,同时因“敬”而产生的宾主身份差别,以宾主双方的“三辞”达到了“和”的目的。“三辞”行为的出现,既体现出宾主双方对于“敬”的认同,也体现对于“敬”所产生的差别,进行“和”的弥补。随后“主人在拜,宾达拜,主人退,宾拜送。”在和谐的氛围中请宾于是完成,宾已应邀。
①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8—389页。
②郑玄注,贾公彦等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二十五,艺文印书馆,1973年,第299页。
③郑玄注,贾公彦等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一,艺文印书馆,1973年,第6页。
 
        迎宾具体仪式分为两部分。在此之前,主人迎宾,主与宾尊卑相同者,迎于门外,主人尊者,迎于外门之内。门内、门外的区别,都有“敬”的体现,但不是本文所述的重点,故简要谈之。两部分的迎宾仪式,其一则为从门至阶前,其二则为升阶上堂。首先从门至阶前如《仪礼·士冠礼》云“至于庙门,揖入,三揖,至于阶,三让。”郑玄注:“入门将右曲,揖;将北曲,揖;当碑,揖。”①由上可知,主人迎宾进门,每到转弯之处,主宾相作揖,共有三次。分别为:入门后,将右,揖;将向北,揖;至庭中之碑处,揖。且《礼记·曲礼上》载“凡与客入者,每门让于客。”郑玄注:“下宾也。”②即主人自谦为下,敬宾之义。可知迎宾入门三揖,皆有主人敬于宾而宾不敢承受此敬,而成三揖之仪。至于阶前,又有三让,如果宾主尊卑相同,则如《仪礼·士冠礼》载“至于阶三让,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宾西序,东面。”郑玄注:“主人宾俱升。”③如果宾主尊卑不同则如《仪礼·公食大夫礼》载“宾入三揖,至于阶,三让,公升二等,宾升。”④虽尊卑不同,都有敬的体现,但为使局面和谐,则会有三让之仪,以来弥补主敬尚别这一礼的大原则。升阶入堂之时,根据《礼记·曲礼上》载“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主人固辞,然后客复就西阶。”孔颖达疏:“客若降等,则就主人阶者,卑下之客也……是继属于主人。”⑤宾降等,实为主人请宾来此,宾不敢自专,则是对主人之敬,故“继属於主人”。而主人固辞,让客人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则是敬意已表,仍需维持和谐局面。升阶之时,“主人与客让登,主人先登,客从之。”经过宾主让登,都是不先登,经过宾主三让,客不从,主人不以自己身份压人,客不从然后主人登阶。送宾如《仪礼·乡饮酒礼》在“宾出,奏《陔》。主人送于门外,再拜。”郑玄注:“宾介不答拜,礼有终也。”⑥在宾礼迎送之仪的最后,“主人送于门外,再拜”是主人对于宾的尊敬同时也是出于主人身份礼貌性的行为。
①郑玄注,贾公彦等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二,艺文印书馆,1973年,第19页。
②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二,艺文印书馆,1973年,第32—33页。
③郑玄注,贾公彦等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二,艺文印书馆,1973年,第19页。
④郑玄注,贾公彦等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二十五,艺文印书馆,1973年,第300页。
⑤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二,艺文印书馆,1973年,第32—33页。
⑥郑玄注,贾公彦等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卷十,艺文印书馆,1973年,第101页。
 
        请宾、迎宾、送宾仪节大体如上所述。但是从分析过程中不难发现,宾主双方在三个环节当中,都不同程度的体现着,宾主双方之“敬”。如“上介出请”“每门让於客”是主人对于宾客的“敬”,又“拜辱”“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则是宾客对于主人的回“敬”。迎送之仪中“敬”原则的体现是对于礼义的维护与遵循,但在此过程中,由“敬”而导致了行礼过程中地位差异与尊卑尚别产生。在此种情况下,宾主双方以和为贵的礼用实施原则,弥补了由尚别带来的尴尬局面而达到宾主双方和谐共存的局面。“和”的体现主要凸显在“三辞”“三揖”“三让”等谦虚性的行为上,弥补了由“敬”而产生的尴尬,同时谦让亦是尊敬的一种体现。“和”不仅仅是一种局面的产生,更是对于弥补“敬”的缺失所运用的方法。正是由于“和”的出现,使礼仪性的活动充满着人性化的调试,既体现了礼敬的主旨又同时避免了因尚别而带来的不和谐。
 
三、“敬”与“和”的调试作用
 
        如上所述,礼主于敬,在行礼之时,通过具体的仪节来反映“敬”的思想内涵,并通过具体调试来达到“和”的局面,礼义与礼仪即是此种关系。以“敬”为主要贯穿线,同时在具体行礼时以“和”为手段,达到和谐的目的,让“礼”更具有人性化的一面。请宾和迎宾具体仪节如上节所述,但所体现的原则为“敬”“让”“和”。从请宾开始,主人请宾,是对于宾的尊敬。宾对于主人邀请不敢接受,三辞而后接受,虽是礼仪性的谦让,亦是“和”的运用。但是仍可看出为了体现出宾对于主人的“敬”,宾三辞而后赴约。且宾“拜辱”根据郑玄所注可知亦是宾对于主人派出使者,屈尊来请自己的回敬。“敬”的主体思想从宾主相接的开始就有体现,且“和”的运用也是因为“敬”的出现而由此发挥作用。迎宾之时,宾主之间有三揖、三让、三辞等环节,其中不难发现,三揖、三让、三辞皆是宾主双方相敬、相和的体现。通过互相的谦让,以表达对于对方的尊敬,同时通过谦让来弥补“敬”的拘泥,达到“和”的局面。主人通过“自卑”而达到尊宾,宾则通过“三让”来敬主、和主。主宾之间通过互动来表达双方的尊敬,同时伴随着仪式活动的进行,使“以和为贵”的实施原则得到体现。“敬”与“和”相辅相成,相依相存,互动交流,对礼进行了一种良性的调试。使主敬尚别的
“礼”具有了沟通功能,具有了人性化的一面,同时达到了和谐共存、行礼有成。
 
        “礼之用,和为贵”,通过对于宾礼中相关请宾、迎宾的考察,礼的核心精神“敬”始终贯穿,在宾主双方之间由于“敬”这一观念的产生,使“敬”不仅仅是一种礼貌性的行为,更是一种尊卑性的体现。“公升二等”“客若降等”则是这一尊卑性的最好诠释。虽然主敬尚别,但是通过三辞、三揖、三让等谦让性仪节的产生,使原本尊卑分明、以“敬”为主的礼,由于“和”的弥补,达到相敬、相和的局面,宾主双方乐得其中。可以认为宾主对接中互动性的谦让行为是礼主敬尚别的调和剂,既维护了礼主敬这一大原则,又使礼在具体运用中行和成礼,赋予“礼”沟通交流的功能,达到了“和为贵”局面。换言之,在整个礼仪进行过程中,宾主互动谦让,使礼义主“敬”,礼用成“和”,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在此过程中,主敬尚别无所损失,谦让行礼以成和。谦让性行为既是双方尊敬的体现,也是礼具体是施行是“以和为贵”的体现。换言之,互动性谦让行为既是双方尊敬的代名词,也是礼施以和的代名词。正是由于谦让行为的存在,礼的施行才能以和为贵。礼主于敬,谦让行礼,乐得成和或许是对于“礼之用,和为贵”最好的诠释。
 
        综上所述,宾主相接的过程中,“敬”的原则贯穿始终,使行礼的原则没有被淹没。同时在礼施行的过程中以和为贵的具体目的,通过互动谦让的仪节来表达,使行礼在交流过程中得以进行。“敬”内涵的不去,“和”原则的施行,通过交流谦让的行为使双发都有所体现,两者相依相存、相互交流、相互调试,最终成礼。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说儒家的礼学核心是“在差别中求和谐,在和谐中存差别。”①差别的体现由“敬”所起,而在此种差别中的和谐则由行礼以“和”所弥补。同时差别的和谐因谦让行礼进行调试,而和谐的差别则是由“敬”为其底色。礼的实施,“敬”是作为观念性的引导,是不可逾越的准则,但是在具体行礼过程中则是以“和”为手段,其体现形式则是互动性谦让行礼的实施。所以“敬”“和”两者的共同存在,相互弥合,相互调试,使礼得以存在,得以施行。
①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382—384页。
 
四、结语
 
        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以德代礼,到孔子之时,创造仁———礼学说体系,是礼学发展关键的时期。从“以德代礼”到“仁———礼”学说的扩充,让礼学具有了丰富的内涵,为后世奠定了礼学基调,虽有扩充,但无出其右。如上文所述,礼主敬尚别,但实施则是以和为贵,以期达到和谐局面。作为礼的核心要素存在的“敬”和实施要素存在的“和”其中相互联系、相互调试正是礼学或者儒学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动力。如果礼只有“敬”的存在,则会显得礼是多么的死板与不近人情。如果礼只有“和”的存在,则会显得礼过于流俗与丧失原则,礼的实行不是为和而和,而是应该有其底色的存在。正因如此,有“和”润色的“敬”与有“敬”所主的“和”将两者调试作用发挥到极致,让“礼”得到真正的实施与遵循。“敬”与“和”调试作用正是保存原则与克服死板最为主要的体现,也是“礼”得以长久以来被人认同和遵守的原动力。本文所述以宾礼为主,尤以迎送之仪为要。迎送之仪,是人与人的沟通,是日常生活最为主要的模式之一,通过此种行为来观察“敬”与“和”是将“礼”放于现实生活中的考量,也是“礼”最为生动的写照。
 
黄圣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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