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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天书院:一个难以暗淡的名字
2020-04-04 14:25:00
来源网信商丘 2020-04-04 13:55:02
        核心提示:从某种意义上说,范仲淹属于应天书院,但应天书院不属于范仲淹,应天书院的辉煌照亮了范仲淹一生,但范仲淹的辉煌只是应天书院的一篇华章。
        想想,“应天”这个名字真可谓一词藏海。四大书院均以地名命名,嵩阳书院以嵩山命名,岳麓书院以岳麓山命名,白鹿洞书院以白鹿镇命名,应天书院以应天府命名。同样是地名,但就能有所不同。之于它们,应天书院首占一个“天”字,而且是“应天”。
        应天何意?一个词不再仅仅于一个词条的话,那要怎样解读?怎样的解读才能全景式还原这样一座书院,曾经的艰辛,曾经的沧桑,曾经的尊贵,曾经的辉煌?怎样的诠释才能尽致地表达这样一座书院,千年的历史,千年的文化,千年的积淀,千年的经典?
        加之范仲淹的影响,应天书院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当今这个时代,其凸显出来的地位和价值,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更有思想上的,文化上的,以及学术上的,而且是教训,是借鉴,更有反思,有启示。
当前,嵩阳、岳麓与白鹿洞三座书院都已成立国家级基金会,运用世界力量进一步发掘自身魅力,拓展自身影响力。在这方面,应天书院起步晚了。但与之缔结书院联盟,携手打造国学大讲堂,这位“老大哥”仍具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
        前不久,天安门广场东侧立孔子像就是一个信号:国学作为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信仰载体,终究要从文献、典籍中搬到历史的前台上来。到那时,四大书院就是搭台表演的最好地方。而作为“四大书院”之首的应天书院,责无旁贷。
一座府城何以叫应天
        “应天”一词,最早出现在伏羲时期的《简易道德经》里:“推天说:一无天,二少天,三常天,四顺天,五应天,六违天,七采天,八取天,九纳天。”这是太昊伏羲以简易图推理出的天象。
从一切顺天发展到应天,表明人们思想的进步。“应天”意思是“响天”,这是一种人心虔诚,即便为生活,也不违背天的想法。
        “天让干啥就干啥,即便是我干了啥,你没办法,我没办法,因为都是天意所示”,这是消极说。历史实践表明,“应天”并非迷信和伪科学,不是逆自然、逆潮流而动,而是一种“顺应天时”、“响应天意”的智慧之举。
商丘何以称应天呢?这渊源一定要扯到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身上。
商丘在古代,尤其是五代到北宋,是除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之外的第三大城市,地位特别显要。后周时,赵匡胤官做禁军总帅。老皇帝驾崩后,登上帝位的小皇帝年仅7岁,朝中大权旁落到一群老臣手里。显德六年七月,小皇帝下诏命赵匡胤“领归德节度使”,衙门就设在当时的宋州(今商丘)。这表面上看似一份荣耀,实则将兵权在握的赵匡胤支离开封,分散他的军权。早已在动荡中谙熟实务的赵匡胤,敏感地嗅出了这样的“不幸”,于是到归德节度使任上不足半年时间,便发动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一步登顶。
        古人很讲究“龙潜”,赵匡胤以归德节度使起家,商丘顺理成章便成了他的“龙潜之地”,即大宋王朝的发祥地,国号大宋也源于此,个中意义已非比寻常。
        而商丘称应天府,却是在宋朝立国四十六年后,宋真宗因太祖皇帝曾受群臣尊号为“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便将原本还叫宋州的商丘更名应天府。像人们比较熟悉的晏殊就曾担任过应天府府尹。
        当时的应天府是最适合人居的优雅城市,有些官员退休,就选择在这里安度晚年。如今珍藏在美国佛利尔艺术馆的《五老图》,画中的睢阳五老,并非都是睢阳人。根据南宋《齐东野语》记载:“至和五老则杜衍‘丞相,祁国公,八十’、王涣‘礼部侍郎,九十’、毕世长‘司农卿,九十四’、朱贯‘兵部郎中,八十八’、冯平‘驾部郎中,八十八’……前辈耆年硕德,闲居里舍,放纵诗酒之乐,风流雅韵,一时歆羡。”至今在古代的绘画、砖雕、木刻、刺绣等一些美术作品中还能领略到《五老图》的风采。睢阳五老及《五老图》可谓商丘古城历史上又一大文化风景。
前行中的商丘,“应天”、“响天”的嬗变不止一次,包括摆上台面的,摆不上台面的。但有一点不可否定,他们在摧枯拉朽中推动了历史。
一种辉煌何以不再而名字却永不暗淡
        北宋时期有“四大书院”: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登封嵩阳书院。商丘应天书院被尊为“四大书院”之首。
“宋兴,天下州府有学始此”,“学子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七榜五十六”……这些散落在地方府志以及国家文献典籍中的记载,便是这座书院垂史汗青的史诗般的记录。
应天书院从学舍到书院,从私学到国子监,从一次辉煌步入又一次辉煌,除范仲淹外,杨悫、戚同文、曹诚三人开创性的贡献功照千秋。
        杨悫可谓应天书院的开山试斧者。约于公元930年,五代后晋时的宋州虞城邑人杨悫应时代之需,开办起“睢阳学舍”,就是应天书院的前身。杨悫得赵直将军支持,一生“乐于教育,聚徒执教”。
        戚同文是宋州楚丘人,从小双孤,聪慧过人,日诵一卷,被杨悫收养并送读《礼记》。后在杨悫的教导和影响下,读书累年不解带,通古今经史。《玉壶清话》有:“戚同文,宋都之真儒也,虽古之纯德者,殆亦罕得。其徒不远千里而至,教诲无倦,登科者题名于舍,凡孙何而下,七榜五十六人。”
戚同文继承了杨悫的教育事业,从孔子的“有教无类”和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力行到“天下同文”,故取名“同文”,被尊为北宋初期著名教育家。杨悫后来将自己的妹妹许他为妻,同时也把“睢阳学舍”托付于他。
戚同文死后三十余年,应天府人曹诚,在原有基础上,造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余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不久,曹诚聘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为主持,将学校“入官”。这也是应天书院的一次应时之举。宋真宗皇帝表彰他的义举,下诏赐额“应天府书院”,并将书院升格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国家学府。公元1011年,学子张师德(睢县人)考中状元,四方学子复辏。此年,范仲淹也慕名来到应天书院求学。
        应天书院曾创下“七榜五十六”的辉煌。据《宋史》和《中国通史》载:北宋太祖年科举考试每年一次,每次录进士十人左右,十六年共录九十六人。据不完全统计:961年状元张去华(睢县人)、 967年状元刘蒙叟(宋州宁陵人)、968年状元柴成务(宋州楚丘人)。“大中祥符二年诏书”中的许骧、宗度、郭成范、董循、陈象与、王励、滕涉等七人都是戚同文的门人。范仲淹的岳伯李昌图(宋州楚丘人,国子监博士)、李昌龄(太宗宰相)、岳父李昌言(太子中舍)兄弟三人均为“七榜五十六”人员。太宗年枢密使楚昭辅、转运使李惟清、王怀隐、向敏中(均宋州人)及戚同文的儿子戚维、戚纶也是戚同文弟子……应天书院造就如此众多的人才,在宋初书院中实为少见。
一座书院如何参与日益激烈的“文化逐鹿”
        历史在今天已步入一个文化创意时代,文化的复活离不开“创意”。显然,应天书院千年的文化积淀,以及丰厚的闪耀着际遇的文化符号,综合起来,是其他任何一处书院都难以媲美的。而在当下日益激烈的“文化逐鹿”中,它要怎样突围?
        明正德六年,应天书院随商丘古城迁城迁至城内小隅首街北。现仍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之地。后在宋钦宗时毁于战乱。直至明嘉靖时,御史蔡瑷又在商丘城西北隅以社学改建,沿用旧名。但不久,宰相张居正于万历七年(1579年)下令拆毁天下所有书院,应天书院没能逃过此劫。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知府陈锡格重修应天书院,但短暂的辉煌后又被废止。
        今天的应天书院新址迁至商丘古城南城门外东湖区,修复工程当初被列为河南省和商丘市的重点工程,总投资1920万元,占地面积达52亩,委托河南大学古建筑研究院设计,整个书院布局由南向北依次为影壁、牌楼、大门及东西侧门,前讲堂及东西侧门、明伦堂及东西配房、藏书楼及东西侧门,教官宅、崇圣殿、东西偏房、魁星楼及东西廊房。
        应天书院建成后,商丘古城旅游将开展古文化建筑游和学术游。怎样对外打出“学术游”这张牌?显然,这样一座书院是用来讲国学、兴国学的地方,届时与各大院校合作开设国学讲坛,邀请著名的国学大师定期解读传统国学,展示古代教育场所的独特文化氛围,以及丰富商宋文化内涵,这的确很值得期待。置身千年前的清华、北大,饱受先贤教诲,尽享文化沐浴,这样的出游是不是自有一番风味在心头?
一座书院虽“委身”商丘,却拥有国家概念及国家意志。这不仅仅因为范仲淹的光环笼罩,更是应天书院自身的魅力再现。
        一度作为“四大书院”之首的应天书院,在与之同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成为旅游“热宠”的今天,她却显得有些沉默和无奈了。而事实却也让我们看到,应天书院作为历史给予商丘的深情眷顾,其品牌“先天”具有的国家概念以及“后天”培育出的国家意志,都是不朽的。应该相信,应天书院的品牌重塑和重拾辉煌,不仅可能,而且倚马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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